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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取义》:他们为什么会自杀?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自杀?——读《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作者吴飞教授对自杀现象的调查研究全部立足于河北某县(化名孟陬县)的各个乡镇,于2000年6月到8月、2001年6月到8月、2002年9月到2003年8月,在孟陬县共做了18个月的田野调查。2000年夏天调查了33个个案,2001年夏天调查了21个,2002年到2003年之间调查了150个,一共是204个。作者在调查中遵循道格拉斯(Jack Douglas)的方法,尽量揭示社会和不同的人对自杀的文化意义的理解,使得这一研究并未沦为泛泛之作,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西方在对自杀的理解多从人性方面解释,此外,现代自杀学以“自我保存“作为第一条自然法,自杀也就被视为反自然的行为,即自杀是违背人的本性的。而其认为的人的本性,既天然有神圣的一面,也有不可去的欠缺,求生的一般规则是保护和张扬其神圣因素,并限制其固有欠缺,而自杀则被视为一种过分张扬的行为。

理解自杀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区别他杀,同样是死亡,自杀和他杀也有着相当的不同。人们在理解非正常死亡时,一般多认定死亡者受了某种程度的冤枉或委屈,从好朋和坠露的案例来看,这种不公正正是区分自杀和他杀的本质问题。中学生好朋毫无任何征兆地突然在学校上吊自杀,农村小媳妇坠露因受不了丈夫鬼混而选择吞药而死,这尽管在公安机关和医院的鉴定结果中被明确定义为自杀,但在当地人的理解中,他们更愿意接受坠露才是真正的自杀,而一直将好朋的死归咎于学校,也即他杀。

这启发我们,自杀和他杀的区别往往并不很大,甚至不易察觉。好朋遭遇的不公和典型的他杀牵涉的不公正非常相似,而坠露遭遇的不公则更容易被理解为自杀,作者则分别用冤枉和委屈来描述这两种不公正。“把冤枉界定为,在家庭之外的公共生活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将委屈界定为,遭到诸如家庭成员等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公正待遇。”人们所理解的自杀也即自杀者遭受到不公的委屈,而非不公的冤枉,或者说我们找到了自杀的原因。

由此,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自杀其实就是要理解当代中国家庭秩序中的委屈和公正,或者说人们最在意的公正是什么?这也就是《浮生取义》全书在解决的使命问题。

中国的自杀问题往往涉及的都是公正的问题,而公正问题又和我们如何理解生命和人格不可分割。人的一生在中国普遍老百姓看来就是简单地“过日子”,在中国人看来,过日子这个过程才是生活的常态,而这一过程又都以家庭为背景展开,即家庭并不只是一个基本社会单元,更在于它是过日子这一生命过程发生的场所。一个人完整的人格也并非天然形成的过程,其不但要符合世俗意义上的外在衡量标准,如年龄、身份、是否成家等,还要努力自个儿成就自个儿,取到别人的尊重,这样的人才算有完全意义上的人格。比如小孩、傻子、光棍、小姐以及倒插门等均不会被人们当作“人”或者“正常人”来看,而一个人哪怕家庭完整但却不受人们尊重,这也会让他觉得自己被当作人看,就如书中举例的文革期间自杀的案例。

了解了人们所期待的公正的一些问题之后,再去分析具体的自杀问题则会显得有的放矢。人的生存需要追求公正,而公正问题又主要体现在生命和人格的舒展,同时,人的生命要在家庭生活中展开,人格要通过建立家庭来实现,因此自杀问题和家庭显得不可分割。然而家庭更是一个政治性的存在,自杀者所感受到的不公的委屈以及人们所在意的不公正,其实就是家庭政治中的不公和挫败,也就意味着一个人生活和人格的失败。因此,我们依照这个思路来解读中国的自杀现象,倒不如说是在研究一些极端情形下的畸形家庭文化,与其说是在研究自杀,不如说是在研究家庭。事实上,全书的后三部分也确实是一直在家庭的层面解读自杀,以致让人迷惑家庭和自杀到底是谁在解读谁。因此就此书的命名,我觉得格调还可以再小一些: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家庭文化解读。

即此,家庭中的不公和挫败于自杀者可能就是最后一根稻草,但这还并不是最本质的原因。

如此一来,中国的自杀问题便可以约简为如何做人的问题,以至是如何不在家庭中受委屈的问题,但数据表明,中国的自杀者中最多63%患有精神疾病,而多数西方国家90%以上的自杀者有精神疾病。而中国的学者指出,中国的自杀者很多与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没有直接关系,它往往不会单独出现在自杀者身上,而是伴随着其他因素一起出现。即中国的数据还并不跟随西方精神疾病直接导致自杀的结论,这其实并不无道理。让我们来替作者解释的话,就是西方的家庭模式成员之间空间连接比较松散自由,儿女和父母也不必一起生活,亲情连接也没有过分亲密和绑定,而中国家庭结构和模式则很容易造成家庭成员的抑郁,不过是家庭改革后才集中以自杀的方式表现出来。经历了现代革命的中国家庭,虽然失去了等级制,家庭规模也变小了,但家庭关系反而变得更加复杂,更难以处理了。

而作者自己给出的看法是,“除去一些器质性或者先天性的精神病患者外,大部分患有精神疾病的自杀者的病,同样是家庭政治中委屈的一个结果,即自杀和抑郁症是同一个原因(委屈)的两个结果。”但在另一方面,委屈只是自杀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即引发自杀的并不一定是委屈。这一点不言自喻,而作者也在通过方林自杀的案例给予佐证。方林的案例也启示我们,对于一些很看重家庭生活中的人格的人,哪怕只是一些琐事也都有可能导致自杀。

由此,本质来讲,人们之所以自杀,还是自己人格价值无法得到实现的问题,这远要比如何不在家庭中受委屈复杂。

这其中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据孟陬的老人们回忆,“过去的时候,没怎么听见说多少人寻死觅活的。就是80年代以后,这样的事多起来了。”而中国的家庭改革无疑是对父权社会的全面扫荡,目的自然是解除等级制度对家庭成员的挤压和摧残,那怎么到了新的自由平等的家庭结构下,自杀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了呢?他们则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以前的人老实,想不到自杀。像当媳妇的,到了婆家就挨打受骂,谁都忍着,一般不会去寻死。人们都觉得这是应当的;而且等生了孩子,自个在家里地位高了,也就不受气了。现在可不是了。一个个都了不得了。当媳妇的受婆婆的气?婆婆不受人家的气就是好事。一不顺心,就寻死觅活的。”多年媳妇熬成婆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家庭制度的变迁,家庭关系的主轴已经由父子的纵向关系变成了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这自然是一种进步,然而在中国人文化遗传的列表中有一样东西却是从未动摇的:中国人仍然把家庭生活当做过日子和做人的核心内容,仍然看重家庭中的政治游戏和亲密关系。家庭改革使家庭中没有了过去的父权制度来维护其基本的稳定结构,反而使家庭政治变得更加复杂、微妙和不可预期。妇女们有了更大的平等权和自由空间,他们仍然同以前一样看重自己的家庭地位,更加看重自己的人格价值,对不公就极为敏感,更容易反抗一点点委屈。如此来看,我们家庭制度的变迁是颇有成效的,它不仅彻底瓦解了封建时代的父权社会,更重要的是它也构建了现代中国人对人格价值极为看重的精神气质,是中国现代思想对自由和平等的基本理解。

所以面对这样的精神气质,从国家层面不仅要为人民提供维护和平、创造物质财富、提高医疗水平和惩罚违法犯罪等客观条件和服务,还要积极地维护人们的人格价值和自由平等的精神价值观,积极地让人们过上有尊严的日子。作者的实地调研开展于2000年与2003年之间,成书于2009年,尊严一词在国家层面的提出却是近几年的事情,而其能透过乡野村夫的三言两语而预见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方向,本身就已经赋予了此次调研的先验意义。

前面已经提到,人之所以自杀是感到了不公正的委屈,而这委屈感的背后又往往是人格价值的受挫,而我们别忘了这一切都是发生在“过日子“的过程中,发生在家庭这一场所。也就是说,人格价值的实现是要在家庭政治中完成的,没有了森严等级秩序下强制性的礼教,而形成了人际关系中微妙的权利游戏,而家庭又要维持亲密关系的集合,要实现个人的人格价值也是一个技术活。

在这场政治游戏中,一个家庭成员无论是追求公正还是人格价值,或者是去反抗不公正,都要在亲密关系的前提下动作,否则亲密关系将不仅是政治游戏的起点,也将成为埋葬的终点。而他们的手段一方面是权力的较量,另一方面则是道德资本的积累,心理学家武志红在其著作《据英国》中将其目的归结为——你们都要听我的。即如果我有权力,就直接命令你们听我的;如果没有,就攒道德资本,通过让你内疚的方式听我的;如果还做不到就死给你们看,用自杀的方式让你们听我的。这种解读确实很让人出气,但我认为其并非吴飞教授的本意,这种政治游戏在其看来或许更像是一种对自己人格价值的自卫,包括自杀,而非是主动出击去侵略别人的完整意志,至少在其没有权力的情况下是如此。

“在传统中国,一个家庭要过日子,就必须通过明确的等级秩序来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家庭生活中的基本正义,就是使每个家庭成员在家庭政治中既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看待,也因而感受到应该享受的亲密关系。而家庭中的不义,就是对这种伦常关系的违背。”而一旦打破这种伦常关系就意味着必有一方在这其中丧失了公正和人格价值,家能伤人的道理即在此。

亲密关系的保持必须要以平衡为前提,即权力的分配要符合礼义,道德资本恰能分庭抗礼即可,权力和道德作为两个加数其得到的结果,代表的是一个家庭成员在家庭事务中话语权的分量,是其维护自己所期待的公正和人格的所能调动的威信,每个人结果的总和都必须要求符合大家公认的礼义规定,权力和道德之间可以此消彼长,但只要其结果的总和保持稳定,就能无形起到父权制家庭中等级秩序的积极一面作用。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反倒轻易就舍本逐末,一昧追求个人的人格价值在家庭政治游戏中的胜利,而忽略了家庭政治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的亲密关系和好好过日子。如果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再多的胜利也没有意义,当然除了刻意借此惩罚对方,书中素荣的案例即是由此出发。

在这也要单独拉出来一条,讲一讲包办婚姻。

前面提到,亲密关系的维持既需要权力的平衡分配,也需要道德资本的对等,而包办婚姻的要害则就在于只强调了权力在维持亲密关系中的作用,门当户对就是最鲜明的表现。人们认为自由恋爱的时候并不能看到对方的所有缺点,过日子的时候就要整天面对柴米油盐这些小事,逐渐地缺点越来越多,矛盾也会越来越深。“别人说的媒就不一样了。那时候,人们都考虑得周全,出身呀、家庭呀、文化程度呀、脾气秉性呀,都好好想想,就容易找着合适的,不容易发现以前没考虑过的缺点。”他们的逻辑则是,这些客观条件既然会形成权力平衡的外在基础,也就有可能促成长期的亲密关系,但如果夫妻之间不能形成权力平衡,那就根本过不到一起,也就根本谈不上爱了。

而自由恋爱这边也很容易走进一个怪圈,即他们看来只要有爱就能生活,爱本身就是一种亲密关系,结果,过日子变得和他们原来想得非常不同。在家庭中处好关系,还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权力游戏来达到权力的平衡,也即亲密关系和政治游戏不可偏颇。

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二者的思想主张看似可以互为补充,本质上实则难以调和。自由恋爱继续了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以来的一贯逻辑,把自由恋爱当成了人格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实进步的。而包办婚姻本质是家庭权力侵略个人意志,是不公正的、委屈的,因此在新时代下来看,让包办婚姻退出是对年轻人很好的保护。

以上是我们从家庭的角度来理解人们最在意的公正问题,也即公正问题是如何在家庭中运作的,下面我们将从个人的角度来观察这种正义观念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他们又是如何理解不公、委屈以及人格的,如何对此做出反应和挽救。

一个真正意义上被人们认可的自杀,其首先一定要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即拥有完整的人格。在民间,人们并不认为精神疾病导致的自杀是典型的自杀,没有社会原因、没有教育意义,此外还有魔怔和癫狂导致的自杀,这是被他们排除在外的一类边缘人。从当地社会的角度来看,人格是有条件的,只有结了婚,有正常家庭,过正常日子的人,才算得上完整意义的人。那些自杀者的生活虽然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过的日子都是正常人的日子。他们能够自杀,能够因为自己的委屈和反抗得到人们的批评或同情,已经使他们同不配自杀的疯子区别了开来。在孟陬人的理解中,自杀是正常人的一种特权,因为自杀往往包含着对人格价值的正面追求。

《Hello,树先生》中的树即是一个典型的边缘人形象,在人们看来他没有达到完整人格的标准,没有完整的的家庭、没有固定的工作,时而魔怔疯癫,树早已被排除在正常人之外,一直不被人们尊重。树在一次次努力和改变,也在一次次的期待中一次次失望,其最后的一次努力:装神,虽为其赢得了尊重,但在人们心中其仍然不在正常人的行列,反而愈来愈远。书中的案例傻子超远因表哥不给他工钱并在众人面前扇了他一巴掌而自杀,其背后的诉求则也是希望自己能被当作一个正常人看待,当不能满足的时候,就会感到不公和委屈,背后就是人格的觉醒和绝望。

而作为一个人格完整的人,作者将他们自杀的心理动机分为了三类,赌气、脸面和想不开。“控制不了脑子”和“失去理性”是对赌气的描述,指的是一种不同于一般情况的心理状态。但这一状态并不意味着自杀者正在遭受抑郁症或别的精神疾病的折磨,中国这些赌气自杀的人最看重的不是自己的罪或绝望处境,而是“气”,即人格价值。在家庭政治中,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相互的亲密关系,而且要彼此尊重,这样各自的道德资本都能得到对方的认可。在经过了很大努力却得不到认可的时候,人们就会因感到委屈而生气,从而希望改变委屈的处境,得到更多的尊重。这就是导致赌气的基本原因。而在本来是一起过日子的家庭中,“气”的存在,就意味着本来应有的亲密关系陷入了混乱。上海卢浦大桥跳桥自杀的十七岁少年,我想也一定是这个缘由,当他双脚跳出的那一刻看到桥下来往的车辆,一定在万分后悔。

如果不在相互交往的时候,面子就是一个无意义的概念,其是作为一种道德资本而存在的,面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要么本身就构成道德资本,要么会影响道德资本的作用,从而影响到权力游戏的结果。因为丢人引起的自杀,就可以看做在人格受损的时候,一种挽回面子的行为。

人们常说的想不开的人面临的矛盾都是,家庭的和谐与个体尊严似乎难以兼得。为了个体尊严反抗不是过日子的目的,也不是成就人格的根本问题。对一场权力游戏的胜负,本不必在意,这种权力游戏中的得失,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一个正常的人就是从出生开始,在各个阶段完成各种应该完成的责任,最后寿终正寝的人。评价命运的基本依据,也在于这一辈子是否能顺利过完,只有不断过日子这个过程,才有机会将人格价值得到最大的提升。自杀者虽然追求了非常重要的气节和面子,却人为地打断了过日子的进程,使很多必须完成的责任无法完成,从而也使许多应该享受的快乐无法享受。只有想的开,才不会把生命葬送在空洞的反抗之中。

基于上面的讨论,我们如何来理解中国当前的自杀问题呢?显然,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精神医学问题。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是礼义出了问题;从精神气质的角度来看,是人们对人格的理解出了问题;而从社会总体来看,是一个正义的问题。

前面提到,作为政治游戏的一环,权力的分配要合乎礼义。而礼义本指适应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一套礼节仪式,而适用在家庭政治上,则是指基本的人伦各有规范,要求尊老爱幼、长幼有序、夫妻恩爱、妯娌和睦等等,使每个家庭成员在家庭政治中既得到对应规范下的对待和尊重,也能享受到各自的角色应有的亲密关系,也即每个人权力都不应僭越自己的本职范围。

从规范和秩序的角度看,法义和礼义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作者认为法义其实是礼义的一种,即国家与人民之间同样有一种伦理关系,国家成了一个大家庭,每个小家庭之间又存在着“家庭政治”的关系,维持这种伦理关系的我们称之为法义。正如胡素枝去北京上访以死相逼,就可以理解为在和整体的国家玩权力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为自己争取公正和人格,这就是在对国家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在面对权力纠纷时国家也要像家庭那样维持和百姓的亲密关系,积极地维护每一个公民的尊严,使人们能体面地过日子。

法义与礼义的一个基本区别是适用场所的不同,法义主要适用于公共领域,通过法律来实现惩恶扬善的目的,这就属于是公共政治的范畴。公共政治和家庭政治也有这一些基本区别,最鲜明的就在于家庭政治并不是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最终目的的,家庭政治终究是服务于亲密关系,以好好过日子为追求目标。有时为了家庭的和谐,也要牺牲自己的尊严以满足他人的人格成就,这也就是前面所提的“想不开”的问题,其实只要意识到这场家庭的政治游戏只是手段而非目标,也就能豁然放开胜负和一时的得失,所谓想得开。

而也正是这一点对公共领域的正义原则有着别样的启发作用,即“并不依照抽象的是非原则,而是在安定团结的大目的之下,使每个人尽量各得其所,获得人格价值的实现”,法律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在实际操作中,其对所运用的场景必然要求苛刻,这一点在二狗和无波自杀引起的纠纷中可见一斑。如果这个原则泛滥,就成为无原则的摆平和抹稀泥,削减法律公正性;相反如果这个原则使用恰如其分,则成为帮助每个人获得尊严的清明政治。

虽说国家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家庭,形成新的伦理关系,但因为两种伦理关系下的政治游戏之间的逻辑不同,国家中的法义和家庭中的礼义仍然有着很大的区别,家庭中的礼义与家庭之外的法义是不可相互替代的。由于这种新的伦理关系并没有家庭中那种亲密关系,因此,我们不能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来盲目比附不同家庭之间或陌生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渐离村的高岩投毒自杀案,正义原则即是同一案件因两种场景的假设,而分化出两中截然相反的评价和结论。

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知道一个人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其受到了不公的委屈,人格价值因此无法实现,我们也应清楚地明白自杀问题之所以不是公安局和医院应该处理的事情,是因为自杀所涉及的委屈和公正不是这些公共机构的权限所在,可我们前面不是还在说要让国家维护每个人的尊严,让每个人的人格价值得到实现吗?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国家如何在保障个体自由的前提下,积极地帮助人们过上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中国的自杀不是一个精神医学问题,但并不能否认,有相当多的自杀者与精神疾病有关。精神抑郁的人更容易自杀,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因此,在自杀干预的问题上,精神医学不会毫无意义。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在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来理解自杀干预以及精神医学地角色,对中国潜在的自杀者而言,自杀干预的任务不应该仅仅是防止他们患上精神疾病,而且还应该帮助他们过上更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否则就是舍本逐末,事倍功半。这一点加拿大医生费力鹏教授和他主持的回龙观医院的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处置得则十分谨慎,真正起到了较大作用。

而且,我们还要承认现在大部分的自杀干预项目都不能有效和彻底干预和消灭自杀,其并不仅仅因为其发生在具体的家庭生活中调解员很难插手,公共政治的手段根本不可能直接改变家庭政治中的现状,法义与礼义毕竟不同。对此,已在该领域深耕十余年的“农家女”组织有着积极的探索行动,他们认为,“要真正预防自杀,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从自杀入手。只有更全面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认识水平,使人们更理性和乐观地过日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杀问题。” 经过6年的努力,“农家女”的活动大体集中在三个方面:调解家庭关系,带领村民致富,活跃文艺生活。

最终,中国的自杀问题还是要回归到文化的本质中去,“如果只把目光集中在表面的自杀率上,以为只要自杀率降低,就已经大功告成,那是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虽然中国的自杀率高是最近才发现的一个问题,但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自杀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就没有中断过。其间毛泽东和维特克等就时人赵五贞自杀案的讨论,都曾针对地将自杀行为理解为人格与自由意志的张扬和反抗,这再一次印证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自杀的出发点没有偏颇。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则是更具体地呈现一个个体对人格和自由意志的探索和反抗的历程,通过这种艺术形式让自杀悲剧的真相层层递进、逼近读者。祥林嫂也正如树一样是一个不断挣扎着要求人们认同自己的边缘人物,他们一次次为争取尊严认真努力着,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不断重复讲述自己的不幸故事,炫耀自己向寺庙捐门槛,最终发现自己仍然在祭祀时被四婶一个阻止的动作排出在“正常人”之外。祥林嫂的结局本质上和树并没有什么区别,一个是误把阴间的无罪与人间的尊严当做了一回事,一个是把成为半仙获得人们的尊重误以为就能融入正常人的圈子,结果都是他们选择了自己的解脱方式。他们是可怜的,倒在了个人追求公平与正义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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