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合肥。
二〇二六年六月，老城区长江中路两旁的梧桐树已经把马路遮得严严实实。这座城市的夏天总是来得又猛又黏，才进六月，午后的柏油路面就开始冒出模模糊糊的热气。环卫工人把洒水车开过去，水迹在地面上存活不到十分钟，就被蒸发得净净，只留下一层淡淡的白色盐渍。
马建国的筑恒软件在蜀山区一栋九层写字楼的四楼。四楼朝南的三间办公室，他租了十一年，从最初的八个人一直坐到现在的二十三个人。虽然楼体外立面的瓷砖已经发黄脱落了好几块，但租金便宜——每月每平方四十二块钱，三间加起来不到六千。马建国算过，这笔钱在滨湖新区同样的面积至少要翻一倍。他不是舍不得那点租金，而是觉得搬来搬去折腾，没有必要。
这天上午九点四十分，马建国刚泡好一杯毛峰，坐下来还没喝两口，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翰信科技 刘总。
马建国放下茶杯，清了清嗓子，按下接听键。
“刘总，一大早打电话，是不是又要加需求了？”他笑着说，语气里带着做了多年生意的人特有的松弛。
电话那头的刘志伟也笑了一声，但那笑声很短，像是礼节性地回应了一下，然后就收住了。
“马总，有个事情跟你通报一下。”刘志伟说，”我们内部做了一些调整，明年的外包合同——就是你们在做的那个运维平台和客户管理系统——可能不续了。”
马建国的手指停在茶杯把上。
“不续了？”他重复了一遍，声音还是平的，但眉头已经皱起来了。
“嗯，上面的意思是，后面这块我们自己来搞。”
“自己搞？”马建国往椅背上靠了靠，”刘总，你们那个运维平台的代码量少说三十万行，光熟悉架构就得半年。你们技术部才几个人？”
“马总，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跟北京那边一家AI公司，用他们的coding agent，搭建效率很高。上个月试了一下，一周就把客户管理系统的核心模块跑通了。”
马建国没有立刻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已经不烫了。
“刘总，我跟你说句实话，”他说，语气慢了下来，”AI写代码这个事情，我不是不了解。但你们自己搭能有我们稳定？我们给你们做了多少年了？五年。五年一个bug率都控制在千分之三以下。你找个AI来写，谁给你兜底？”
“马总，我理解你的意思。”刘志伟的声音平稳，像是早就准备好了这番对话，”但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是上面的决定。董事会年初就定了方向，全面推进AI化，外包能收的都收回来。”
“那合同到什么时候？”
“到今年十二月三十一号。”
“还有半年。”
“对。这半年该怎么还怎么，服务不会打折扣，费用也一分不少。但明年一月一号之后，就不续了。当然，如果后面有什么临时性的需求，还是会优先考虑你们。”
马建国知道，”优先考虑”这四个字在商务语言里等于什么都没说。他在这个行当里待了三十年，这种话他自己也对别人说过无数次。
“行，刘总，我知道了。”他说。
挂了电话，马建国坐在那里没有动。毛峰的茶汤已经从嫩绿变成了深黄，几片叶子沉到杯底，舒展开来，像是终于找到了安放的位置。
翰信科技是筑恒软件最大的客户。去年一年，光翰信的单子就做了三百五十多万，占公司全年营收的三成多。马建国在脑子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如果翰信的单子没了，公司的营收一下子缩掉三分之一，利润基本就没了。二十三个人的工资、社保、房租、水电——这些是刚性成本，一分都省不了。除非裁人。
裁人。这两个字从马建国的脑子里一闪而过，他几乎是本能地把它压了下去。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包中华烟，抽出一，点上。办公室是禁烟的——这是他自己三年前定的规矩。但今天他没有走到楼道里去。
烟雾在空调冷风里散得很慢，一缕一缕地往上飘，在光灯管下面绕了几圈，才渐渐淡下去。
老张推门进来的时候，闻到了烟味，愣了一下。
“建国，你在办公室抽烟？”
马建国把烟灰弹进茶杯旁边的一个纸杯里，抬头看了老张一眼。
“翰信不续了。”
老张的动作也停住了。他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那是他从厂里带过来的老物件，用了少说二十年，缸子外面的红字已经磨得看不清了。
“不续了？什么意思？”
“就是不续了。明年一月开始，他们自己搞。说是用什么AI写代码，一周就把核心模块跑通了。”
老张在马建国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搪瓷缸子放在桌角。
“那不是扯淡吗？”老张说，”他们那个运维平台的架构是我们搭的，光数据库就二十多张表，业务逻辑全在存储过程里面，AI能搞得清楚？”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马建国吸了一口烟，”他说上面的决定。”
“上面的决定”——老张听懂了这四个字的意思。在中国做生意，这四个字就是最后的回答，不需要理由，不需要论证，甚至不需要合理。它只是一个事实：决定已经做了，你接受就好。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窗外香樟树的影子投在百叶窗上，风一吹，光斑就碎成一片一片的。
“你准备怎么办？”老张问。
马建国把烟头掐灭在纸杯里，站起来走到窗前。楼下的马路上，一辆公交车正靠站，上下客的间隙，司机把车门开着，热气从车门口涌进来又涌出去。
“先不声张。”马建国说，”还有半年呢，合同到年底。这半年把活好，把钱收了。明年的事，明年再说。”
他说得很平淡，像是在安排一件普通的工作。但老张看见他的右手在裤兜里，大拇指在反复摩挲着打火机的金属外壳，那是他紧张时才有的习惯。
“要不要去找刘志伟当面谈谈？”老张说，”毕竟这么多年的交情。”
马建国想了想，点了点头。
“你帮我约一下。就说我请他吃饭，叙叙旧。”
当天下午，老张打了电话过去，对方的秘书说刘总这周出差在上海，下周回来。老张把饭局约在了下周三，地点是政务区的一家土菜馆，马建国和刘志伟以前常去的那一家。
然而我们不得不说，从这个电话挂断的那一刻起，有些东西就已经变了。虽然马建国嘴上说”明年的事明年再说”，但他心里清楚得很——翰信不是第一个。去年年底，聚餐那天晚上，老张提到TCS裁员百分之十五的时候，他还能说”那是印度的事”。今年三月，有两个小客户的合同也没续，当时他没太在意，觉得小客户来来去去很正常。但现在，最大的客户也要走了。
这不是什么趋势不趋势的问题。趋势是报纸上的词、是专家嘴里的词、是跟他没关系的词。但三百五十多万的合同没了，二十三个人的工资要发，这是实实在在砸在他头上的石头。
下周三中午，马建国到得比约定的时间早了十五分钟。土菜馆在一条巷子里，门脸不大，但菜做得地道——毛豆腐、臭鳜鱼、蒿子粑粑，都是老派的徽菜。他要了一个靠窗的包间，先点了四个凉菜，让服务员把茶泡上。
刘志伟准时到了。他比马建国小八岁，今年四十八，头发倒还没怎么白，但瘦了不少，颧骨显得比以前高了。两个人握了握手，坐下来。
“刘总，先吃菜。”马建国往对方面前推了一碟盐水毛豆，”这家的毛豆是本地的，跟超市里卖的不一样。”
刘志伟拈了几颗毛豆，剥开吃了。
“马总，我知道你今天约我出来是想聊什么。”他说，语气比电话里稍微松弛了一些，毕竟是面对面，毕竟有五年的交情。
“我就是想搞清楚一个事情，”马建国给对方倒了一杯茶，”你们那个AI方案，到底是谁在推？是你的意思，还是真的是上面的意思？”
刘志伟喝了一口茶，放下杯子。
“建国哥，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事情是集团那边统一部署的，不光是我们翰信，集团下面六个子公司，所有外包合同到期以后原则上都不续。他们跟北京那家公司签了战略协议，AI coding agent加上他们自己的技术团队，成本能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马建国的手停在茶壶上。
“对。他们给集团算了一笔账，六个子公司的外包加起来一年一千二百多万，用AI以后，四百万就够了。省下来的八百万，集团很满意。”
马建国没有再问下去。他是做了三十年生意的人，他知道当一个决定能省下八百万的时候，任何交情、任何质量承诺、任何历史关系，都不会成为改变这个决定的理由。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嘴角只微微牵了一下，像是脸上的一道褶子动了动。
“那行。”他说，”刘总，今天这顿饭跟这个事没关系，就是叙叙旧。来，吃臭鳜鱼。”
那顿饭吃了一个半小时。两个人聊了很多别的事——刘志伟的儿子今年高考，报了合工大计算机系；马建国说合工大好啊，我就是合工大的，八八级的。他们还聊了聊合肥这几年的变化，滨湖新区的房价，巢湖边上新修的绿道。什么都聊了，就是没有再提那个合同。
饭后，马建国买了单，三百二十八块。他把发票叠好放进皮夹里。走出土菜馆的时候，巷子里的阳光扑面而来，晃得他眯起了眼睛。
“建国哥，我确实也没办法。”刘志伟在巷子口站住了，转过身来说了这么一句。
马建国拍了拍他的肩膀。
“刘总，没事。生意就是这样，不照就不照。”
他说的”不照”是合肥方言，意思是不行了、不顺了。这个词从他嘴里出来的时候，语气很轻，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但他走到自己那辆开了六年的别克君越旁边，拉开车门坐进去以后，并没有马上打火。他坐在驾驶座上，两只手搭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前挡风玻璃上被太阳晒出来的那一层薄薄的灰。
六月的合肥，下午两点钟的车里，空调还没开，温度至少有四十度。马建国的衬衫后背很快就湿透了。但他好像没有感觉到热，就那么坐着，坐了很久。
直到手机又响了——是老张打来的，问他谈得怎么样。
“没戏。”马建国说，声音很平。
他启动了车子，打开空调，把出风口朝着自己的脸调了调。冷风吹过来的时候，他的鼻子突然有一点发酸，但只是一瞬间的事。他眨了两下眼睛，挂上挡，把车子开出了巷子。
唉，让我们把目光从合肥移开，往南，一路往南，越过大别山，越过鄱阳湖，越过那些在六月的暑气里蒸腾的南方城市，一直到深圳。
同一个月的深圳，南山区的写字楼群在海风和热浪之间闷得像一口蒸笼。科技园那一带的白领们中午都不太愿意出去吃饭了，外卖骑手的电动车停满了每栋楼的地下车库入口。序科技在博远大厦的十七楼和十八楼，两层加起来大约三百个工位。
六月九号，星期二，上午十点整，全员收到了一封邮件。
邮件的标题是：《关于组织架构优化的通知》。
陈启明是在工位上看到这封邮件的。他刚从茶水间接了一杯水回来，水杯还烫手，放在桌上还没来得及喝。邮箱弹出通知的时候，他正在改一份PRD——就是产品需求文档——那份文档已经改到了第四版，甲方那边的接口人换了两次，每换一个人就要改一版需求。
他点开邮件。
通知的内容不长，用的是那种我们都已经很熟悉的企业语言：”为应对行业变化和市场挑战，公司决定进行组织架构优化，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和组织活力。本次优化涉及部分岗位调整，具体事宜由各部门负责人与相关同事单独沟通。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保障每一位同事的合法权益。”
陈启明把这段话读了两遍。”组织架构优化”——他在这个行业待了九年，他知道这六个字的意思就是裁员。只不过没有人会在正式的邮件里写”裁员”两个字，就像没有人会在简历里写”被辞退”一样。我们的时代发明了无数种修辞来包装那些让人难以启齿的事实，但事实本身并不会因为被包装就变得不那么锋利。
邮件发出后的半个小时里，整个十七楼安静得不正常。平时这个时间段，产品组和技术组的同事会在工位间走来走去，讨论需求、对接进度，茶水间里总有三五个人在闲聊。但今天没有。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盯着屏幕，键盘的敲击声稀稀落落的，像是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
十点四十五分，部门总监徐磊走进了产品组的区域。他的目光在几个工位之间扫了一圈，然后停在一个人身上。
“王磊，你来会议室一下。”
王磊坐在陈启明的正对面。他是前端组的组长，比启明大两岁，去年刚从杭州跳过来的，老婆孩子还在杭州，他一个人在南山租了个单间，每个月回去一次。启明和他不算特别熟，但每天面对面坐着，抬头就能看见对方的脸，这种距离比很多所谓的朋友要近得多。
王磊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确认那句话确实是对自己说的。他把正在喝的那瓶矿泉水拧好盖子，放在桌上，跟着徐磊走了。
陈启明看见他的背影消失在会议室的玻璃门后面。
那天上午，被叫进会议室的不止王磊一个人。十七楼一共走了七个人——产品组两个，前端组三个，测试组两个。每个人进去大约十五到二十分钟，出来的时候，有的人脸上没什么表情，像是早就预料到了；有的人眼眶红红的，但忍着没有哭。他们回到工位上，开始收拾东西。
我们应当记住这样的时刻。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戏剧性——事实上，它比任何戏剧都要安静。没有人大声说话，没有人摔东西，没有人质问为什么是我。每个人都在一种默契的沉默中完成了这件事：把私人物品装进纸箱或背包，把工作电脑留在桌上，把工牌交给HR。就像是一场排练过很多次的演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动作。
王磊收拾东西的时候，陈启明一直低着头看屏幕，那份PRD的第四版一个字也没有改。他不敢抬头。不是怕什么——他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他知道——而是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面对王磊。安慰？同情？庆幸？这些表情里的任何一种，在这个时刻说出来或者摆出来，都显得不合时宜。
王磊倒是先开口了。
“启明，那个用户画像的文档我放在共享盘里了，你到时候帮我交接一下。”
“好。”陈启明说。他抬起头，看了王磊一眼。王磊的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嘴角甚至还带着一点笑意，但那笑意不是真的笑，而是一种肌肉的习惯——就像我们在尴尬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笑一下，不是因为觉得好笑，而是因为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别的表情。
“保重。”陈启明说了两个字。他想了想，又加了一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跟我说。”
王磊点了点头，背起双肩包，走了。
他走了以后，那个工位就空了。二十三寸的显示器还亮着，屏幕上是公司的锁屏壁纸——一片蓝色的海。键盘还在原来的位置，鼠标垫也在，鼠标旁边放着一个用了很久的杯子，杯壁上印着”Best Dad”的字样——那是王磊的女儿去年生的时候定制送他的，他跟启明说起过。现在这个杯子还在，但人已经不在了。大概是走得匆忙，忘了带。又或者是刻意没有带——有些东西留在某个地方，就好像自己还没有完全离开。
下午两点，IT部门的人过来，把那台显示器的数据线拔了，屏幕黑了下去。但键盘和鼠标没有收走，杯子也还在。
陈启明坐在自己的工位上，面对着那个空了一半的桌面。他的眼睛盯着那只”Best Dad”的杯子，心里涌上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那不是恐惧——恐惧是具体的，是”下一个是不是我”这样的念头。他现在的感觉不是这个。他的感觉更像是——像是你站在一条慢慢退的海滩上，水还没有退到你的脚下，但你已经能看见远处的沙子一片一片地露出来，那些原本被水盖住的东西——石头、贝壳、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碎片——正在一点一点地显现。你知道水还会继续退，但你不知道它会退到哪里。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陈启明把那份PRD改完了。他改了一千二百多个字，删掉了三个功能模块，加上了两条数据接口说明。他改得很仔细，措辞一条一条地斟酌，格式一行一行地对齐。这种近乎刻板的认真不是因为这份文档有多重要——说实话，按照目前的KPI水平和客户砍价的趋势，这份文档对应的能不能上线都是个问题——而是因为他需要用工作来填满这个下午。如果他不改这份文档，他就得坐在那里面对一个空荡荡的工位，面对那只”Best Dad”的杯子，面对自己脑子里那些他还不想去想的问题。
六点半，陈启明关了电脑，背起双肩包，走到电梯口。电梯里只有他一个人。十七楼到一楼，大约四十秒。他站在电梯里，看着楼层数字从17跳到1，每跳一下，电梯就轻微地颤动一次。
出了楼，他没有马上去地铁站，而是在博远大厦楼下的广场上站了一会儿。天还没有完全黑，西边的天际线上还有一层橘红色的光，被几栋写字楼切成了参差不齐的几段。广场上有几个外卖骑手坐在花坛边上看手机，等着晚高峰的订单。
陈启明掏出手机，想给赵琳打个电话，又放回了口袋。他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件事。”公司裁员了，我没被裁”——这句话怎么说都不对。如果只说”我没被裁”，赵琳会问他为什么要特地说这个，是不是公司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把整件事情都说了，赵琳就会开始担心，她本来就已经因为KPI的事情失眠了好几次。
他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坐地铁回到家的时候，赵琳正在给念念洗澡。念念快三岁了，已经会自己脱鞋了，但脱袜子还脱不利索，总是揪着袜子尖拉来拉去。启明在卫生间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赵琳蹲在浴盆旁边，袖子挽到胳膊肘以上，手上全是泡沫，念念在水里拍来拍去，笑得咯咯的。
“回来了？”赵琳头也没回，”饭在锅里，你先吃。”
“嗯。”
他走进厨房，掀开锅盖。是冬瓜排骨汤和一盘清炒豇豆。他盛了一碗饭，坐在餐桌前，慢慢地吃。冬瓜炖得很烂，筷子一夹就散了。排骨的味道其实很好，赵琳放了几颗红枣进去，汤是甜的。但启明吃得很慢，嚼每一口饭都嚼很多下，像是在把什么东西磨碎。
吃完饭，他洗了碗，然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赵琳哄念念睡觉去了，客厅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打开手机，微信工作群里多了一百多条消息，都是关于今天裁员的——但没有人在群里直接说”裁员”这两个字，大家用的都是”优化””调整””组织变动”这些词。有几个被裁的同事在朋友圈发了状态，有人写”感谢序科技，后会有期”，有人什么都没写只发了一张空白的图，有人把微信签名改成了”待业中，求捞”。
王磊没有发朋友圈。启明翻了翻他的聊天记录，最后一条消息是昨天晚上发的，内容是一个文件的链接，附了一句话：”这个需求明天记得跟客户确认一下。”
明天。昨天晚上他还在说”明天”。
陈启明把手机扣在沙发上，往后仰了仰头，看着天花板。客厅的吸顶灯有一圈LED灯带，灯带的光是暖白色的，照在天花板上形成一个圆形的光晕。他盯着那个光晕看了很久，直到赵琳从卧室出来。
“念念睡了。”赵琳说，在他旁边坐下来，”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
“没事。”启明说，”今天有点累。”
赵琳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她从茶几上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调到一个综艺节目。电视里的笑声很大，很热闹，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过来的。
陈启明坐在那里，眼睛看着电视，但什么也没看进去。他的脑子里反复出现的是下午那个画面：一张空荡荡的桌子，一只”Best Dad”的杯子，一个黑掉的显示器。键盘还在原来的位置上，但敲键盘的人已经不在了。
他不知道王磊今天晚上回去以后会做什么。给杭州的老婆打电话？怎么说？”老婆，我被裁了”？还是也像他一样，找一个别的话题绕过去，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也许我们应该在这里停下来，把目光再往北拉一拉。
同一天晚上，合肥的马建国也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张秀英把一碗绿豆汤端到他面前——六月的天热了，她每天下午都会煮一锅绿豆汤，放到冰箱里镇着，等马建国回来喝。
“建国，你这两天话怎么少了？”张秀英在旁边坐下来。
“没有少。”马建国端起碗喝了一口，”哪有少。”
“昨天晚上我跟你说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药店，你一个字都没回。今天早上我问你中午吃什么，你说随便。你不是最烦别人说随便的吗？”
马建国放下碗，看了看老伴。张秀英今年五十四，退休两年多了，在家里养了几盆花，每天去小区里走两圈，生活简单得像一条直线。她不懂什么AI、什么外包、什么行业趋势。但她懂马建国。三十多年的夫妻，她懂他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沉默。
“翰信的合同明年不续了。”马建国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怕被墙壁听到似的。
“翰信？就是你说的最大的那个客户？”
“嗯。”
张秀英没有立刻说话。她伸手把马建国面前那碗绿豆汤往他跟前推了推。
“那少多少钱？”
“一年三百五十多万。”
张秀英的手停了一下。三百五十多万——虽然她不管公司的账，但她知道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公司怎么办？”
“先扛着。”马建国说，”还有别的客户，不至于就没饭吃了。但是——”
他没有把”但是”后面的话说完。但是什么？但是如果别的客户也不续了呢？但是如果明年的利润撑不住二十三个人的工资呢？但是如果这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而是一个开始呢？
这些”但是”在马建国的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像是一群找不到出口的飞虫，嗡嗡嗡地响着，但他一个也没有说出来。
“那就先扛着。”张秀英说。她站起来，把碗拿到厨房去洗了。水龙头的声音从厨房传来，哗哗的，在安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响。
马建国靠在沙发上，看着客厅对面墙上的一张照片。那是一九九八年筑恒软件成立时拍的，他和老张站在公司门口，背后是一块刚挂上去的招牌。那时候他二十八岁，头发还浓密，腰板还挺直，眼睛里有一种现在已经找不到了的东西——不是自信，不是野心，而是一种笃定，一种”只要肯就不会差”的笃定。
二十八年了。二十八年里他见过行业起起落落，见过无数公司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他以为自己是那种能一直站住的人——不求做大，但求稳当。他的公司不大，二十三个人，但每一个人他都认识，每一个人的工资都是他签字发的。这种感觉——怎么说呢——这种感觉不是”老板”这两个字能概括的。这是一种责任，一种压在肩膀上的、实实在在的重量。
现在这个重量突然变得更重了。
而在一千多公里以外的深圳，陈启明在客厅的沙发上坐到了十一点。赵琳催了他两次，说早点睡吧明天还要上班。他说好，但没有动。
电视早就关了。客厅的灯也关了，只有阳台上透进来一点路灯的光，把窗帘的边缘照出一条细细的亮线。
陈启明坐在黑暗里，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四百五十度的近视让黑暗变得更加模糊，所有的轮廓都散了，柜子、茶几、电视、鞋架——这些他每天都能看见的东西，在黑暗中变成了一团团灰蒙蒙的影子。
他想到了王磊。想到了那只”Best Dad”的杯子。想到了这个月的KPI——百分之七十，还在往下掉。想到了房贷——每个月一万八千块，雷打不动，银行不会因为你的公司裁了人就给你少扣一分钱。想到了存款——三十八万，够撑十八个月。但如果他也被裁了呢？
他没有往下想。不是不敢想，而是还没有到需要想的时候。他的名字不在今天的名单上。他还有工作。他还有工位。他的键盘还在他的桌上。
但对面的那个工位已经空了。
那只杯子上写着”Best Dad”，此刻还孤零零地立在那张桌上，在深圳南山区博远大厦十七楼那个没有人的角落里，在六月的夜色中，安安静静地凉下去。
二〇二六年的六月就这样过去了。合肥的梧桐树还是那么茂盛，深圳的写字楼还是那么密集。从高处往下看，一切都没有变——城市还在运转，地铁还在准点发车，外卖还在三十分钟内送达，红绿灯还在按照固定的节奏切换。但如果你把目光落下来，落到某一栋写字楼的某一层，落到某一个人的办公桌前，你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已经不同了。
有些工位空了。有些合同到期了。有些”明天”没有来。
而那些还坐在工位上的人，那些合同还没到期的人，那些”明天”还会来的人——他们没有说话。他们只是坐在那里，面对着自己的屏幕，面对着自己的键盘，面对着一种他们还说不出名字的、正在近的东西。
窗外的信号灯变了又变，但没有人知道，属于他们的那盏灯，此刻正亮着什么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