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塞拉菲娜。
写下这个名字时，笔尖在纸上洇开一小团墨迹。我用指腹轻轻按了按，让那团墨迹晕成十字形——这是十九年前老修女教我的。她说，墨水洇开时不要慌，慌的是纸，不是你。
老修女叫玛丽亚，是圣弥额尔堂的第三任堂守。
我被她从瘟疫收容所带回那天，她也是这样握住我的手。我的手那时只有她掌心大，指节蜷缩，指甲里还嵌着母亲咽气前抓我的那块衣料碎屑。
她没急着洗掉那碎屑。
她只是把我的手指一掰直，用温布巾慢慢擦拭，一边擦一边念祷词。念的不是告亡者，是晨祷。
“天亮了。”她说，“你该醒了。”
那年我九岁。
在那之前，我已经四天没有睁眼。
瘟疫是我童年的分界线。
分界线之前，我有父亲、母亲、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哥哥，以及村口那棵每年秋天都结满红果子的野柿树。
分界线之后，什么都没有了。
父亲是第一个倒下的。他在镇上的染坊做工，染缸里泡着刚收的靛蓝草，他倒下去时把那缸靛蓝染剂打翻，蓝水流了半条巷子。
母亲去认尸时，他的脸已经被染成青色。
她没哭。她只是蹲在染坊门口，用自己裙摆一遍遍擦他脸上的蓝渍，擦到布料磨破，擦到指节渗血。
她是在第三烧起来的。
哥哥出门找大夫，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有人说他在半路被卫兵拉去修烽燧了，也有人说他逃去了北境。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我只知道，母亲咽气前抓着我衣角，手指勒得发白。
她没说“照顾好自己”，也没说“活下去”。
她只是叫我的名字。
“塞拉。”
那是她留给我唯一的遗物。
圣弥额尔堂的初夜，我在木板床上睁眼躺到天明。
身边是十二个孤儿，呼吸声此起彼伏，有人磨牙，有人蜷成虾米，有人把被子蹬到床下。
玛丽亚修女来捡被子。
她看见我睁着眼，没有问我为什么睡不着。
她只是把被子盖回那孩子身上，然后坐在我床边，借着窗缝漏进的月光，慢慢捻着她念珠上磨损的绳结。
“睡不着就不睡。”她说，“神又不赶时间。”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信仰可以不急。
我十四岁那年，玛丽亚修女生了一场重病。
她躺在床上，口起伏微弱，嘴唇裂如旱地。我守在她床边，把圣水敷在她额上，一遍遍念教会教导的愈病祷词。
她烧了三。
我念了三。
第四清晨，她睁开眼，看着我。
“你念的是致新信徒的入门祷词。”她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愈病祷词是第十七卷第三节，你背串了。”
我愣在那里。
她看着我。
“但管用了。”她说，“所以神大概也没那么计较页码。”
她活了下来。
又过了七年。
玛丽亚修女去世时，握着我的手。
她的手指已经枯得像秋枝，轻轻一折就会断。可她握得很稳，稳得像二十六年前握住那个满手泥污的孤儿。
“塞拉。”她叫我的名字。
我俯下身。
她把一件东西塞进我掌心。
那是她的十字架。
银质，素朴，没有镶嵌任何宝石。边缘磨得光滑，背面刻着一行极小的字，是她的手迹——
【不必是圣徒。是人就够了。】
我戴着这枚十字架，又过了十二年。
教会不是我想象的样子。
我十九岁那年开始跟随巡回传道团，走过帝国十七个行省。我看见贵族在主弥撒前排献上整袋金币，教区主教亲手为他们捧圣体；我看见贫民窟的信徒跪在最后排的石板地上，主教走过他们身侧时目不斜视。
我看见北境救济站被裁撤那天，那纸公文上盖着教会的印章。
我看见南境“平靖”之后，神父拒绝为那些饥民的遗体举行安葬礼，理由是“叛乱者无权领受圣事”。
我没有说话。
我只是蹲在那片乱葬岗边，一捧土一捧土，把那些无名者的面容覆进地底。
那天下着小雨。
我的白裙沾满泥浆，指甲缝里嵌进黑土，洗了七天也洗不净。
后来我不再试图洗净它们了。
那是我第一次遇见“迷途”。
不是术语，不是教义。是一个人。
那是北境边境线，一个被魔族残部屠戮过的村庄。我去的时候尸首已收殓完毕，只剩满目焦黑的废墟，和跪在废墟中央的一个老人。
他的妻子、儿女、三个孙辈，都死在昨夜。
他没有哭。
他只是跪在那里，一遍遍用衣角擦拭地砖上一道黑色的焦痕。那焦痕是他孙女留下的——她七岁，刚学会跳格子，用粉笔在院里画了歪歪扭扭的方格。
他没有擦拭那些骨殖。
他在擦拭那道没跳完的格子。
我在他身后站了很久。
“神……”我开口。
他打断我。
“不要说。”他说，声音哑得像锈铁，“不要说这是他的旨意。不要说他会给他们更好的归宿。不要说他们已经去了没有痛苦的地方。”
他转过头。
“他们就在这里。”他指着那道焦痕，“他们哪里都没去。”
我沉默。
我把带来的圣油、祷词册、慰问函——那封盖着教会印章、措辞工整哀戚的慰问函——放在废墟边缘。
然后我在他身边跪下，和他一起擦那道格子。
我们擦到天黑，擦到手指磨破，擦到那道粉笔痕终于被血与尘土糊成一片。
他没有说谢谢。
他站起来，走进废墟深处，再也没有回头。
我没有再对人传过教。
二十三岁那年，我被调回圣弥额尔堂。
那是收养我的地方，也是玛丽亚修女长眠的故土。老堂守说需要人打理藏书室和伤患收容处，说我“心静”，适合做这个。
我知道真正的原因。
巡回传道团提交的十七份报告中，有十四份被标注“不合宜”。不合宜的具体内容包括：为盗匪临终者举行圣事、为异见者伤患提供庇护、在贵族弥撒专场允许乞丐坐在前排。
他们没有逐出教会。
只是把我放回了最安静、最不碍事的角落。
我守着那间藏书室，又守了六年。
收容处每天都有伤患送来。烫伤的童工、摔断腿的建筑匠人、被家暴的妇人、被遗弃的婴孩。我的绷带卷消耗速度是其他堂区的三倍，药剂申请单永远被驳回，我便学着自制草膏。
我学会用蒲公英敷外伤，用艾草熏疫气，用柳树皮煮退热汤。
这些都是玛丽亚修女教我的。
她说，神迹不是把水变成酒。
神迹是水本来就该解渴。
二十九岁。
城东校场，战士选拔。
我被派去驻场——每年例行，给伤者包扎，给落选者发一剂安神茶。这不是教会的主圣工，是王族对教会的“征调”。
我穿着白裙，提着药箱，从早辰站到暮时。
我包扎过被剑刃擦伤的手臂，敷过被木棍砸裂的额角，把磨出血泡的掌心用温盐水洗净，一圈圈缠上绷带。
那些少年看着我缠绷带，眼神各异。
有人不停道谢，有人沉默不语，有人别过脸不看我。
有一个少年，自始至终没有低头看自己的伤口。
他只是看着帐篷口。
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那里站着一个紫袍男人。
雷蒙德。
我认得他。
七年前南境“平靖”之后，就是他带第二批队伍去“收尾”。我没有亲眼见过他，但我记得那些从南境逃来教会避难的遗属——
他们提起这个名字时，声音会压低半度，像怕惊动什么。
少年的伤口在虎口。
一道很浅的割伤，血已经凝住。他不需要包扎。他只是站在那里，等着那人离去。
我把绷带轻轻缠上去。
他没有拒绝。
雷蒙德走后，他低头看着自己缠绷带的掌心。
我看着他。
他身上没有血。
那不是指他的伤口——伤口很浅，连血迹都已涸。我说的是更深的地方。那些被戮、仇恨、野心污染过的灵魂，在我十字架感应里会泛起沉浊的灰黑。
他什么都没有。
不是空洞。是净。
像雪后第一。
“你身上没有血。”我说，“只有迷途。”
迷途不是罪。
他抬头看我。
那是我第一次看清他的眼睛。
不是深潭。是沉在潭底、被遗忘太久的——光。
玛莎是我十二岁那年救的。
那时它还是一匹小骡，被遗弃在堂后门，肚皮瘪得贴脊骨，四条腿像四打颤的芦苇。
我用攒了半年的零用钱买牛喂它。牛太贵，第三天就喂光了。后来我去肉铺讨牛羊下水，熬成稠汤拌麸皮，一勺勺灌。
它活了下来。
老修女说，这头骡子命硬，将来能陪你走很远。
她说对了。
玛莎今年十四岁，已老得走不快。
可它还是走了二十里，跟到东祠。还是驮着我淌过北境的雪。还是在南境火山脚耐心等待，在西域沙暴里拱起背为我挡风。
它不会说话。
但它什么都记得。
记得二十里山路的方向，记得冰原上每处避风的崖壁，记得老婆婆村外那丛被薅秃了又长、长了又薅的野苜蓿。
也记得我每次沉默时，把温热的鼻息喷在我颈侧。
它不问我在想什么。
它只是等着。
我选择跟他们走。
不是因为东祠的真相，不是因为北祠的祭坛，不是因为南祠壁画上那七个字的罪孽。
是因为那个少年。
他在选拔场的帐篷里，被蛇戒的光芒笼罩，被权力的饵钩抵近咽喉。
他的眼底没有恐惧，也没有动摇。
只有深不见底的、连他自己都遗忘的疲惫。
那一刻我知道，他不是在走向荣耀。
他是在走向某个他必须走、却记不得为何要走的终点。
我想陪他走完那一段。
哪怕我什么都不能改变。
哪怕最后一重真相揭晓时，明春的炼成阵仍会如期开启，帝国全境将化作祭坛。
至少他走在那条路上时，身后不是空的。
西境古城，无字碑前。
那四卷羊皮纸被依次摊开，东、北、南、西。
四祠已尽。
四重真相皆现。
艾拉跪在地上，肩胛轻颤。玛莎把鼻息喷在她颈侧。
莉莉安按着剑柄，指节青白，望着碑上那句“无一幸免”。
布兰特站在碑前。
他一个字一个字看完，把羊皮纸叠好，收进怀里，贴着心跳。
然后他转身。
“回帝都。”他说。
他走过我身侧。
我握着十字架。
玛丽亚修女刻在背面的那行字，此刻正烫着我的掌心。
不必是圣徒。
是人就够了。
我跟上他的脚步。
沙海的风从背后涌来，把白裙吹得猎猎作响。玛莎在我身侧不紧不慢地走着，蹄印在流沙上留下深深浅浅的窝。
前方是帝都。
是明春。
是他未竟的路。
我不问结局。
我是塞拉菲娜。
我只是一个人，一头骡子，一枚背面刻着字的旧十字架。
以及二十九年里，所有擦不完的格子、敷不平的伤口、以及未曾说出口的祷词。
天亮了。
我们该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