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一瞬。
“我……我借的。”
“跟谁借的？”
“同、同学……”
“哪个同学？”
她不说话了。
我收回目光。
她坐在那里，脸上还维持着委屈的表情，但眼睛里的温度已经开始往下掉。
半晌，她站起来。
“姐姐，”她低下头，“我知道你现在不信我。没关系的，我会用时间证明。”
她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住。
“对了，秦总监上周五加班到凌晨四点。”她没有回头，“他办公室的灯亮了一整夜。”
门关上了。
我看着那杯还冒着热气的澳白，拿起它，倒进了垃圾桶。
—
审计组进驻的第十天，张健被叫去谈话。
他从会议室出来时脸色灰白，在走廊上迎面撞见我。
“林蔓，”他压着嗓子，“是你。”
我没说话。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喉结滚动了一下。
“那签名……”他顿了顿，没往下说。
我等他说完。
他没有。他侧身从旁边绕过去了，脚步很快，皮鞋敲在大理石地面上，一路仓皇。
我收回目光，继续往自己办公室走。
下午三点，审计组长来敲门。
“林总，”他关上门，压低声音，“张健撂了。”
我把茶杯放下。
“怎么说？”
“那份转赠确认函，”他翻开笔记本，“是今年七月十六签署的。但您七月十六在深圳出差，当晚入住的酒店有监控录像，您整夜没出过房间。”
我点头。
“签名的笔迹鉴定结果也出来了，”他翻过一页，“模仿痕迹明显，非惯用手的可能性很大。而且——”
他顿了顿。
“而且什么？”
“而且纸张背面提取到一枚指纹。”他抬起头，“不属于您。”
我没问是谁的。
他也没说。我们心照不宣。
“经侦那边我已经对接过了，”他合上笔记本，“涉案金额三千万，已经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您想什么时候收网？”
我看着窗外。
十一月的天空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洗不掉的旧纱。
“再等等。”我说。
审计组长愣了一下，没问为什么，点头出去了。
门关上后，我一个人坐了很长时间。
三千万，按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数额特别巨大，量刑起点是三年。如果查出是团伙作案，五年起步。
她今年二十二岁。
我二十二岁那年，刚离开家，租住在一间八平米的隔断房里，冬天没有暖气，睡觉时要盖两床被子。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扛。
她呢？
她觉得自己能扛什么？
我打开抽屉，拿出那张被我折过很多次的《转赠确认函》。
“林”字上面多了个点，“蔓”字草字头写成了竹字头。
她练这个签名，练了多久？
我重新把它折好，放回抽屉最底层。
再等等。
—
转折发生在那周周五。
下午四点，周成的秘书来敲我的门。
“林总监，周总请您过去一趟。”
我抬起头。
分管副总的办公室在十八楼东翼，我半年没去过。上次去还是为了申请增编，周成签完字后随口问了一句：林蔓啊，你爸身体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