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冲进卫生间，吐得昏天黑地。
4.
吐完之后，我用冷水一遍遍地冲着脸，直到皮肤感到刺痛。
镜子里的女人，脸色惨白，眼神却亮得惊人。
我不能倒下。
我身后，是我的儿子安安。
我脚下，是我父亲守护了一生的土地。
周弈以为他赢了。
他以为用一个侮辱性的数字，就能把我死死钉在耻辱柱上，让我做一个被抛弃的、无知的怨妇。
他错了。
我抹掉脸上的水珠，回到书房。
我将笔记本和移动硬盘小心翼翼地收好，然后开始更彻底地清扫这个屋子。
我必须假设，周弈在这里安装了监控。
我打开电视，将音量调到最大，播放着吵闹的综艺节目。
然后，我抱着安安，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母亲一样，带他去楼下的公园玩。
我没有带手机。
在公园的滑梯旁，我看着安安咯咯笑地爬上爬下，大脑却在飞速运转。
我不能报警。
普通的公安系统，处理不了这种级别的案件。
贸然报警，只会打草惊蛇，甚至可能因为信息泄露，给我和安安带来身之祸。
周弈背后，是一个组织。
一个能让他这样的人在国内潜伏多年，畅通无阻的组织。
我唯一能信任的，只有一个地方。
那个我从小就无比熟悉，却又无比敬畏的地方。
——市国家安全局。
父亲的单位。
我必须去那里。
但是，我不能直接去。
我必须确保，从我离开家门到走进那栋大楼，我身后是“净”的。
我抱着安安，在公园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
期间，我推着婴儿车，漫无目的地在附近的几条商业街上闲逛。
我走进一家商场，从东门进，西门出；上三楼的母婴区，又坐观光电梯下到负一楼的超市；我在超市里买了一瓶水，排了两次队结账。
我在用最笨拙，但也最有效的方式，来摆脱可能存在的跟踪。
这是父亲教我的另一个“游戏”。
他说：“当你怀疑有人在看着你时，就把自己当成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子，用最不规律的涟漪，去迷惑那双眼睛。”
傍晚时分，我感觉时机差不多了。
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上车后，我报了一个与市国安局完全相反方向的地址——城西的儿童医院。
“师傅，孩子有点发烧，麻烦快一点。”
我焦急地说。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一脚油门踩了下去。
车子在城市晚高峰的车流里穿行。
我抱着怀里已经睡着的安安，目光却紧紧锁定着后视镜。
一辆黑色的帕萨特。
从我上车开始，它就一直不远不近地跟在我们后面。
它换了两次道，但始终保持在能看到我们车尾灯的距离。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周弈的网，比我想象的还要密。
我被监视了。
5.
“师傅，前面路口掉头，我不去儿童医院了，去市图书馆。”
我突然开口。
司机愣了一下：“啊？你孩子不是发烧吗？”
“我想起来了，家里有退烧药，先去图书馆还两本书，明天就逾期了。”
我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